陈斐｜柳诒徵史学的“旧”与“新”——《史学概论讲义》叙论
柳诒徵柳诒徵（1880-1956），字翼谋，晚号劬堂，江苏镇江人。曾中秀才、举优贡，后任江楚编译局分纂，旋即东游日本。归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东北大学、中央大学等校任教，并任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。博洽多识，尤邃于史学，著有《历代史略》《中国商业史》《中国教育史》《中国文化史》《国史要义》等。民国间，身兼教育部部聘教授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历史学者，仅他和陈寅恪两人，足见地位、影响。《柳诒徵史学论文集》收有《史学概论》（柳曾符、柳定生选编：《柳诒徵史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97-117页），文末括注“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”。对勘可知，底本应即《史学概论讲义》（下文简称“《讲义》”），然误脱衍倒甚多。如第一章首段末尾，将小注“地质调查所出版之《中国古生物志》”云云误排为正文；第六章末段小注、第七章多数小注脱漏；第六章将“地望”误为“地理”、“治”误为“沾”、“北圻”误为“比圻”、“正史地志”妄补为“正史地理志”、“最珍”妄补为“最珍贵”、“亦可以”妄删为“亦可”、“四夷诸传”妄改为“四夷列传”、“疏舛”妄改为“疏漏”、“异域录”妄改为“异域琐谈”、“綦多”妄改为“较多”等。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十二卷又据《柳诒徵史学论文集》辑录《史学概论》（杨共乐、张昭军主编：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十二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209-222页），未参校《讲义》原本，疏误一仍其旧。至于撰著时间，亦可商榷。《讲义》所引时著，可考最晚出版者为第一章首段末尾小注提及的《中国古生物志》甲种第二号，此号仅出第一册，刊瑞典赫勒著《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化石》，由地质调查所印行，封面所署日期为“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”。又《讲义》为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高级教材，考虑到使用需求，撰著不应在1925年4月开班后太晚，估计应在1927年底或1928年。此时柳诒徵任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，所著《中国文化史》在《学衡》杂志连载，已是与北大胡适、顾颉刚、傅斯年等新史家对垒的“学衡派”（或曰“南高学派”）领袖。柳诒徵《史学概论讲义》书影，商务印书馆民国间版。《讲义》凡七章。第一章《史学之范围》首先界定历史及史学之范围，认为不止人类演化，即地质构造、生物进化亦在历史范围之内；研究史学所当究心者，除了“人类过去之思想、言论、事实”等文字记载外，还包括“钱币、金石、甲骨、符牌、印押、器具以及画像、图绘”等。接着，概述历代史官建制及史籍分类沿革，末及新兴之专史，用“格义”眼光指出其“多采用纪事本末体”，“皆正史诸志汇传之遗”。最后指出：“学者欲讲史学，宜先究心古今书籍类别，而后可言读史之法。”随后诸章即概述中国史籍，以古代为主，兼及当世；除介绍内容、价值外，也提点阅读、研究的方法、题目。如第三章《正史》提到：“若专攻史学，则须用东坡读史之法，每读一次，以一意求之，或随时分类札记，不妨注意数项之事。如汉代盛用黄金，学者多通经致用；元代盛用生银，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之别甚严，则读《汉书》《元史》时，可立一小册，分为数项，遇纪传中所载颁赐使用金银之数，及某人治某经、某人为某地人之类，依类列之。自可归纳而得其特点。”这亦是柳诒徵教学的特点（吴孟复：《略谈柳诒徵先生的治学与教学》，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》1987年第三期），能“授人以渔”，提升学生能力。在中国近百年史课上，他教学生“参考《东华录》分类做好笔记，来同古代史实比较”（张世禄：《回忆柳翼谋师二三事》，柳曾符、柳佳编：《劬堂学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122页）。“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（二十四史）为主”，经常“出许多研究题目”，要学生“搜集材料，练习撰作能力，由他评定甲乙，当为作业成绩，并择优选出在《史地学报》或《学衡》上发表”（郑鹤声：《记柳翼谋老师》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镇江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《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》，1986年8月，241页）。柳诒徵此前撰著的《历代史略》《中国文化史》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期，《讲义》亦分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三期，时段略同。第二章《古史》介绍汉以前史事及相关书籍，分为“周秦人所著书”“汉以来之人所著书”“近世人及外国人所著书”三类，逐一提点内容、研读法及长短得失等。如述汉以来之书，提到《史记》、《说文》、诸经注疏、《水经注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及“类书之征引秘纬之说”如《太平御览》之类，认为“皆宜博考，以证经、子”。第三章《正史》论述正史的性质、书目的增衍、例目的沿革等，涉及时段主要是汉至明代（中古），注意切合当时读者的“学情”提示阅读及研究的方法、要点等。比如，新式教科书兴起后，人们“每苦正史繁重难读”，柳诒徵指出，“读史最重者，在能得其事之曲折。如楚、汉之战，须从《高祖本纪》，逐年观之”，参以陈涉、项羽、韩信、萧何诸人世家、列传，“方能知其进退成败种种关键，及在事诸人智名勇功、乘时竞进之迹。若徒读教科书中寥寥数十百言，但能知一二重要人物及其初起与最后之结果，中间事理全不了然，既不足以引起兴趣，复不足以增长阅历。故读教科书者，每事必须参阅正史（或《通鉴》及《纪事本末》），方能得益”。 第四章《近世史》概论与“自清兴至民国之事迹”相关的史籍。以此期未有正史，而稻叶君山之《清朝全史》、萧一山之《清代史》等采用新体例的课本、讲义，“纪述政教大事，仍多取材于官书及通行之名著”，故倡导多读原书。柳诒徵扼要介绍了实录馆实录、史馆列传、典志、外交条约、军志、奏议、书牍、掌故等类型的原始史料名著，如《东华录》《满汉名臣传》《皇朝续文献通考》《汉学师承记》《湘军志》《中日国际史》《辛壬春秋》等，并对研治态度与方法作了提点，强调全面审视、平心考究。第五章《编年、纪事、分类之史》论述古今这三类史书之要籍，重在阐发其“事实之展转传钞，与作者之用心所在”等采择、编次之“义法”及特点，并以是否有补于正史评判其史学价值。比如，柳诒徵指出，“编年之书，有一事而分见数年、数十年者，同时又杂以他事，固易使读者顾此失彼。纪事之书，各分首尾，似愈于编年，然一事之连带关系，必牵及于多方。权衡轻重，分隶某篇，则视编书者之裁制。学者取《通鉴》及《纪事本末》比而观之，自知史事之纵断、横断二法，互有短长，不可偏废。而正史之兼纵、横二法，所为可贵也”；分类之书，“以成于某朝正史之先，或多采正史之外之书者为贵。如《通典》多采六朝人议礼之文”，“若采自正史者，第取其前后贯串，可以知典制之源流沿革，他无足取。如《通志》之列传，几于无人读之，以其与正史重复，不足以见采撰之义法也”。柳诒徵治史颇重地理，曾指导学生创办《史地学报》，《讲义》亦特设《地理》一章（第六章），既介绍“考求区域之分合、地名之沿革，略记风俗、物产、山川、名胜”之传统历史地理学著作，也受晚清以来为了筹边制夷而研治边疆史地之学风气的影响，择要概述了与边疆地理相关的历史要籍及近代以来撰制的论著、地图等。除了评述这些书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外，还不时从其他角度提点其功用。比如，柳诒徵提到，宋以来记载外国之事的《诸蕃志》《海国闻见录》等书，“东西学者，且多据之以考十三四世纪以来之东方商业及交通之状况”；省府、州县、镇市之“旧志旧图，时有最珍之史料。如研究也里可温教之流行，可据《镇江志》以证之之类。他如食货、赋役、户口，可据以订正史志者至多”。第七章《史学书》兼论新、旧讲史学之书。旧者分四类：一曰目录，如正史经籍、艺文志及《郡斋读书志》等史部目录；二曰校订，包括校勘文字与考订事实之书，如《晋书校勘记》《廿二史札记》等；三曰义法，如《春秋释例》《明史例案》等；四曰评论，如《读通鉴论》《日知录》之类。新者简述论新史学原理、观念、方法等的著作，如梁启超《历史研究法》、何炳松《新史学》等。《讲义》是柳诒徵唯一一篇全面系统地评述中国史籍、提点相关阅读及研究方法的文献，浓缩了其治史之心得、见解，与他此前所撰《历代史略》《史学研究法》《中国文化史》以及此后出版的《国史要义》《谈治史方法——河南大学演讲集》等论著，具有一定互文关系。比如，第一章应取材于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所编讲义《史学研究法》之第一章《历史之种类》和第三章《史学之材料》。参看这些论著，会对《讲义》所贯穿的柳诒徵“根核六艺”“运以新法”（前者见柳诒徵：《〈国史要义〉题辞》，《劬堂序跋集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八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242页；后者引自柳诒徵给门人郑鹤声《汉隋间之史学》一书的题词，参见郑鹤声：《记柳翼谋老师》，柳曾符、柳佳编：《劬堂学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104页）的治史理念与方法获得更为透彻的理解。第二章《古史》指出，“治史学，莫先于读经”，甚至认为读子也须读经、“知经、子相通之义”，简直将经学视为统帅一切学术的灵魂。这种鲜明的“尊经”立场，是柳诒徵与非经疑古的新史家最大的分歧所在，也是他为后者塑造为保守落后形象的根本原因。身处列强入侵、“西学东渐”的近代危局，作为“学衡派”主将的柳诒徵，有着强烈的担当精神，“以继承中国学统，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”（张其昀：《吾师柳翼谋先生》，柳曾符、柳佳编：《劬堂学记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112页）。他主张“由治经而治史”，因为一国之文化，习俗、制度、人事等随时变迁，而明人伦、尚德化等文化根本则相承不变。柳诒徵说：“吾国之群经诸史，皆以道德观念为主。杜预论《春秋》经传五例，结之曰：‘王道之正、人伦之纪备矣。’”“实则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亦无非以正伦纪，明礼义。后世史书，高下得失虽不齐，其根本亦不外是”（《讲义》第二章）；中国文化的精华在“五伦”（柳翼谋：《什么是中国的文化》，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1924年2月9日）。在《国史要义》等论著中，柳诒徵更是从“史原”“史权”“史德”“史义”“史化”等方面“本经论史”。他认为：“礼者，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。”（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·史原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11页）上古之时，“礼由史掌，而史出于礼”（同前，第6页），史官不仅职掌官书典则（即“礼”），还分理庶政、襄赞王治，负有约束、诤谏王的责任。而礼之精神，则是“道”，即经学上升到普遍高度的价值伦理：“伦理者，礼之本也”（同前，13页），此即“史义”，“史权”“史例”等皆由此出。比如，正是因为史官代表着道义，而道尊于势，所以史权在终极意义上高于君权。这种上古时期形成的经史合一的文化形态与制度，塑造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、以官修为主等学术品格：“史之专重鉴戒，遂垂为数千年定法。”（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·史术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269页）而今天的史学研究，也应在探求“人类演进之通则”中发明“吾民独造之真际”（柳诒徵：《中国文化史·绪论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页），“以前人之经验，启发后人之秉彝”（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·史德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109页），“准古镜今，以为人世之法”（柳诒徵：《史学研究法》第二章《史学之定义》，李孝迁编校：《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，61页）。这些主张，显然与强调“为学术而学术”，将史学与伦理分离，建设为求真之科学的新史家大相径庭，故遭到后者“围攻”。不过，今天站在建构中华自主学术体系的立场来看，会发现：柳诒徵的阐发更加吻合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语境，更能彰显并发扬其主体性和个性，颇有借鉴价值。在新史家的“选择性”塑造与批判下，柳诒徵史学“趋新”的一面常为人忽视。其实，他非常注意借鉴时人著译，在学理上主张“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”（《学衡杂志简章》，《学衡》第一期，1922年1月）“沟通中西之学说”（《讲义》第七章），在体例、方法上更是对西贤多有借鉴，倡导“以域外贤哲治史之法，沉潜博洽以治吾国史”（柳诒徵：《〈中国史研究论文集〉序》，《劬堂序跋集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八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266页），“仿欧美之例，著专门之史”（柳诒徵：《清史刍议》附《修史私议》，《历史与文化论集（一）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九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63页），《讲义》和《史学研究法》《谈治史方法——河南大学演讲集》对此有集中体现。《讲义》第七章《史学书》专门介绍了新史学之书，赞赏梁启超《历史研究法》“通贯新、旧，能以科学方法解剖国故”，认为威尔逊《历史哲学》、浮田和民《史学通论》等“所言原理，多可运用于吾国史籍”，何炳松《新史学》等亦“言之有物”，其他章节对国内外时贤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多有评介，足见柳诒徵治史之“趋新”，下面略举数端析之。首先，柳诒徵对晚清民国的考古大发现颇为重视，主张全面搜集各类史料。《史学研究法》第四章《史学之补助学科》专门介绍了考古学，倡导“今之学者，欲发明历史之真相，尤宜建立考古学，举有史以前有史以后之物，详搜而博考之，不可徒囿于文字也”（李孝迁编校：《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，73页）；第三章《史学之材料》强调“搜集历史材料，不能仅以书籍为限，残砖断甓，折戟沉枪，无往非史家之珍品”（同前，67页）。《讲义》对新发现的传世文献之外的史料，亦很关注，如第五章云：“至新出之龟甲、兽骨、竹简、碑版、明器、逸书、古籍、残画、番书之类，则宜读罗振玉、王国维诸家之书。”其次，柳诒徵很注重考辨史料之真伪，但主张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。《史学研究法》第五章《史料之整理》专门论述了史料的“审判”，意识到古物、古书皆有真伪，即同为真，也“有彼此诋諆门户异同之辨，非细心审判，不能得其真相也”（同前，75页）。不过，柳诒徵和顾颉刚、胡适等疑古派怀疑、重估一切史料不同，他认为，中国史家自孔子起，“多学而识，则分别疑信”，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不穿凿附会以求合，不向壁虚造以乱真”（柳诒徵：《谈治史方法——河南大学演讲集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十二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240、242页）。“是故吾国史籍，自古相承，昭信核实，以示群德”，“不敢臆造私撰”。“至于刊落不尽，或有抵牾，则缘其事体大，独撰众修，皆不易于毫发无憾”，“又或事属当时，多非实录，立传之方，取舍乖衷，进由时旨，退傍世情（《宋书》自序语）。以至《南书》谓北为索虏，《北书》指南为岛夷。又各以其本国，周悉书之，别国并不能备，亦往往失实（《北史》自序语）。则易代之后，史家多为改正。读《宋史·周三臣传序》，则知吾国史德，正由后先补益，而益进于忠实。治史者正不可以偏概全也”（柳诒徵：《国史要义·史德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126页）。今人“以晚近之诈欺，推想前人之假托”（同前，136页），“以疑古为新创之风，不知孔门本兼信与疑两种方法，非一切不信，亦非一切尽信，后之史家率用此法”，“故中国史书曾经若干洮汰，其类于各国古史之神话者，圣哲皆疑而阙之，非确知其不虚，不加采择。而今人乃疑其伪造，转若各国旧史之神话为真史，是则疑所不当疑，又信所不当信耳”（柳诒徵：《谈治史方法——河南大学演讲集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十二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241-242页），况且，“即伪可以求真”（《讲义》第二章），伪书亦不可废。柳诒徵针对的显然是“古史辨”运动，他强调从中国史学衍生的内在理路和精神出发，“屏去一切褒讥之说”和成见，“平心考究”史著之真伪和史事之疑信（《讲义》第四章）。因此，他很重视古书的体例、谊（义）例，有时也由此着眼批评新史家。比如，在《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》中，他指斥顾颉刚“以《说文》释禹为虫，而不指为夏代先王，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”，乃不识《说文》之谊例（柳诒徵：《清史刍议》附《修史私议》，《历史与文化论集（一）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九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307页）。《讲义》第三章批评梁启超“斥诸史为帝王家谱，无当于民物、社会”，亦是不明正史体例，其实“社会风俗之散见传志（如《史记·货殖传》《隋书·地理志》之类）”，“在善读史者读之，任何朝之帝王史，皆吾民之史也”。（其实，梁启超在谈到摘读法时亦指出，“就事分类而摘读志。例如欲研究经济史、财政史，则读《平准书》《食货志》……每研究一门，则通各史此门之志而读之，且与《文献通考》之此门合读。当其读时，必往往发见许多资料散见于各传者，随即跟踪调查其传以读之。如此引申触类，渐渐便能成为经济史、宗教史……等等之长编。将来荟萃而整理之，便成著述矣”[梁启超：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，《读书指南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14-15页]。梁氏“斥诸史为帝王家谱”，乃破旧立新的意气之论。）当然，对古史、古书真伪、疑信的争执，也与对其承载的价值伦理的评判分歧相关。柳诒徵意识到了他与新史家的此点差异，《讲义》第二章提到，“吾国之群经诸史，皆以道德观念为主”，“今人疑经疑古，推翻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、孔，而转喜表章王莽。即由根本观念不同，故于古史争辩最烈也”。可见，不同学人、学派之间的分歧是系统性的，各有其自足的学理，我们考察双方的交锋论战，不能只看到水面上相撞的一角，而看不到隐藏在水中的体积更大、支撑这一角的整个冰山。再次，柳诒徵指出，“人类之动作，有共同之轨辙”（柳诒徵：《中国文化史·绪论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页），故可以取今时、异域之思想、事理发明中国古史。《讲义》第二章提到，“古代思想，有与近世相近者，如授田均产、大政询民、乡里选举本于学校教育之类，往往有良法美意，迁流已久，湮晦莫宣，转赖今之思想印证参稽而觉其可宝”；“近人及外国人之书，虽非纪述古事，而有可以证明古代社会状况者”，例如“结绳而治之法，可以日人若林胜邦《涉史余录》（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讲义之一种）所述秘鲁及琉球结绳之法证之。侄娣从嫁之法，可以陈鼎《滇黔土司婚礼记》（诸丛书中多载之）证之。故讲古史不限于专读古书。最野蛮之社会，可以考证最古之史事。学者能观其通，则古今一也”。当然，柳诒徵也明白，“各国家、各种族之历史”，“亦有特殊之蜕变”（同前，第1页）；“古制之合于今之思想者固多，亦有不合于今之思想，宜虚心研究其故者。如《丧礼》中之服制，分析精密，自今人观之，殊觉其无谓。然欲知周代尚文之义及家族伦理组构之精细，不能不知其用心之所在。故某一时代之制度，有某一时代之思想，须一一求其所以然，不可出以武断者，治史学之要义也”（《讲义》第二章）。这是对时人常犯的“以今律古”“以西范中”通病之针砭，强调对于“不合于今之思想”的古制，不可武断臧否，而应探求其背后的思想，“宜虚心研究其故”，“一一求其所以然”，“知其用心之所在”。这些主张，或对陈寅恪著名的“了解之同情”说有所启发。（柳诒徵曾在1901年担任过陈寅恪一年左右的家塾教师，教授国文与历史方面的课程[蒋天枢：《陈寅恪先生编事年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12-13、18-20页]。由这段师生因缘加上柳在当时的史学泰斗地位，可以推断：柳的学说对陈有启发。闻轩轩、戴建国《被忽视的首倡者：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》[《河北学刊》2023年第一期]即如此认为。）最后，柳诒徵留意到了舶来之新学科、新方法对史学研究的补助作用，积极吸纳、借鉴。《史学研究法》第四章《史学之补助学科》择要介绍了言语学、古文书学、地理学、年代学、考古学。对时人趋新出现的问题，他也有所洞察、反思。比如，《讲义》第三章末尾谈到读正史时可就某些论题分类札记“归纳而得其特点”时说：“近人讲统计之法，亦善，然其性质不能一一均等。如史传中之人物，有大有关系者，有无足重轻者。甲地所产生之人物虽少，其事大有关系；乙地之人名见于史传者虽多，然其大有关系之人物亦不过等于甲地之数，则其优劣不能以多少而定，且此等事，虽不知史事者亦能为之。”这个提醒在“数字人文”方兴未艾的今天，倍有意义。目前不少量化研究，诸如唐诗、宋词排行榜之类，难逃此议。当然，需要指出的是，柳诒徵对新理路、新方法的吸纳带有一定“格义”色彩，这做得好，则能会通古今中西。比如，《讲义》第一章指出：“近世学者编历史教科书，有通史，有断代史，多采用纪事本末体。而以史事之性质，分著专史，如政治、法制、经济……等史。其实皆正史诸志汇传之遗，特博采群书，通贯古今，如马端临之《通考》，加以论断，述其因果，每事析为一书耳。”再如他读史、治史，颇重会通、条贯，这既可视为对西学系统性特点的借鉴，也可看作对传统经史之学通观思维及通变精神的发扬。比如《讲义》第四章论戊戌变法事，兼顾到了“新、旧两方之纪载”，且留意到二者之“性质亦不可谓均等。新者多躬与其役，旧者多局外之人，其当事者如荣禄、袁世凯之类，未尝详述其若何结合以倾新党也”，因此慨叹“史学至不易言”，“欲求多方面之真相，皆能曲折宣写而无遗，乃不可能之事也”。再如，他将“疏通知远而不诬”视为孔子治史之要义，云：“通者，知类通达，心知其意，述往思来，视古如今也。疏而兼通，则能知远，因革损益，百世可推，而要归于不诬。”（柳诒徵：《谈治史方法——河南大学演讲集》，《柳诒徵文集》第十二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242页）《讲义》第二章亦曰：“由治经而治史，最易得一种明了之界说：即一国之文化，有随时变迁者，亦有相承不变者，不可胶执一说也。”（《史学概论讲义》收入陈斐整理的《国文科名家函授讲义》，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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